新中国成立后，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年龄都不算大，高级干部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为主，正值壮年，精力和阅历、能力都非常突出的年纪，是继续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时候。可有人此时选择从一线位置上退下来，像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。

刘锡五是1903年出生，1952年49岁是觉得年龄大，要主动离职休养，应该是第一个提出离休的省委书记。

他的革命经历没像战场指挥员一样的轰轰烈烈，但有坚守、忠诚和奉献。在大革命失败后，长期做地下工作，被捕过从1931年到936年，而且经受住了考验。

抗战头2年，他被任命中央组织部干事、地方工作科长，1939年被派往北方局担任组长部长，一直到抗战胜利。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工作，担任嫩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，建立后方巩固根据地，剿匪、建立政权、扩编武装等工作。

当时在后方，部队没有给派主力，而是派一些骨干力量发展部队，经历不少波折，曾因为扩编部队陷入内忧外患中，因为一开始的部队里面有敌特分子，以及伪满警察，他们看到国军大举进攻，成建制叛逃，甚至对我干部迫害等。随着部队进行大力整顿后，质量上去，加上力量加强，1947年春肃清匪患，而他在地方负责建立地方政权，支援前线等一直到1948年。

1949年5月，他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，随着新中国成立，地方发展要大力开始，抓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此后，参加镇反、支援抗美援朝、三反运动等工作。在三反中，省政府主席和省委副书记等多位领导遭到冲击，调离工作。

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等张秀山回忆说：省委书记因年纪大，主动要求离职休养。但在一些资料中了解，因三反将省主席周持衡给错误批判，矛头直指刘锡五，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。他在检查中说同意东北局对自己工作的调动，自己应认识这个处分，要求：一是养养病；二是做点具体工作，读读书、学习理论知识。

从此，他就离开工作岗位，“养病”了。这样养病如今看来是一种无奈，一种被迫，并非真是主动要求离开一线。

当时省委班子因三反受伤害的干部不少，6个常委就要5个，把责任怪到他头上也是不对的。从省政府主席到秘书长、财政厅长、副厅长、工业厅长被扣大帽子，周持衡离开岗位，被调任水利部下辖水利局副局长，成为司局级干部。经过多年，他的职务才提拔为局长、副省长，但依然没有恢复到省部级正职。

当然，刘锡五的身体确实不好，长期忍受疾病折磨，在1952年脊髓纤维瘤作切除手术，有后遗症。此后3年，确实没有担任任何职务，就是“养病”，此时49岁。直到1954年，高饶事件后，他的情况也得到改善，1955年被选为中央监委担任副书记。

监察工作是党内纪律监察工作，主要是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，对处理错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。

不过，在1966年的运动中，他被扣上不少帽子，所在的监察委也起不到作用，刘锡五甚至被遭到监护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，第一次坐敌人的监狱，第二次是自己人的，而且都在同一所。后来在劳动改善时，身体受不了而倒下。直到去世多年后的1979年得到平反。